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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中国时，中国的人口为一亿多，超过整个欧洲的人口。
到19世纪中叶西方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时，中国人口已激增到4亿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从美洲引进了诸如花生、玉米和甘薯之类的粮食作物。
1953年的人口调查披露，中国大陆的人口为58300万；以启，中国的人口一直以每年增长130O万至200O万的速度上升。
今天，中国人大约已达7亿左右，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
如此巨大无比的人力资源，使中国人能够不管事态发展如何，始终保持自己的特点。
他们被蒙古人和满人征服、统治过，也遭受过西方的一再打击和破坏，但最终，由于人数和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总能同化或者驱逐入侵者，总能选择外来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变，使适合于自己的传统文化。
中国从未象欧洲在遭到日耳曼人入侵时，或者，象中东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时那样，被迫接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
有助于中国文明连续性的，还有中国的农业生活方式。
农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土地是否适宜耕种这一点，确定了中国文明的分布范围。
在适合农业的地方，就发展起中国文明；反之，则实行一种畜牧的生活方式，不管它是属于蒙古人、满人还是突厥人的。
在农业区，可见到典型的中国农民，头戴草帽，在麦田或水稻田里辛勤劳动；而在北部和西部，因降雨量不足、无法经营农业，存在着非中国的游牧民，骑在马上，牧放羊群。
中国同穆斯林世界一样来经历过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
相反，村庄仍然是中国藉以支撑的基础；而农民，始终至少占总人口的五分之四，他们用自己宽厚的背脊，担负着供养城市居民、朝臣和士兵的重荷。
构成中国的内聚性的又一重要因素是，存在着一种可追溯到数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书面语。
这种书面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各地区的中国人，尽管各自操的方言彼此间犹如意大利语之于西班牙语、瑞典语之于德语，颇为不同，但都懂得这种书面语。
其原因就在于，它由表示意义或物体的汉字组成。
这些汉字的发音，中国不同地区是用不同方式；但是，任何汉字，不管其发音如何，含意却是同样的。
这好比有一位意大利人、一位瑞典人和一位英国人，写下数字已按各自不同的语言发音；此时，8的含意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位来说，仍然相同。
这种共同的书面语是为中国提供统一性和历史连续性的一种重要力量。
实际上，它对整个东亚也起了如此的作用，因为中国的文字书写方法已全部或部分地为周围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部分东南亚人在内的大部分民族所采用。
与共同的书面语有关的，是非凡的国家考试制度。
这一制度，中国推行了近二千年之久；他们通过考试，品评人才的优劣，为政府机构配备文官。
"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
这句引自儒家经典之——《中庸》的箴言，表达了中国人的基本信条：征召有才能的人较之西方特有的、进行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种种问题。
这一制度达到充分发展的，是由一系列的考试组成的。
首先是地区和县城的考试，每两、三年举行一次。
大约有2％的考生能通过地区考试，参加数星期后的州县考试。
有幸通过考试的人（约一半考生）有资格担任较小的官职，并可进一步参加省城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
成功者有权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
只有6％的人能跨越这一障碍，有资格担任较高的官职；这些人中间，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过最后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被吸收为中国最高贵的学术团体——翰林院的成员；史官和其他职掌文学的高级官员都是从翰林院中选拔出来的。
最初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数学和政治时事等。
不过，渐渐地，这些考试开始集中于文学体裁和儒家正统观念。
最后结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从理论上说，官职之门向一切有才之士敞开，但实际上却有利于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的学习和准备的阶层。
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是世袭贵族阶层，相反，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他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尊敬和羡慕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
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一味顺从的性格。
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
但是，随着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作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终被彻底废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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