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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张恨水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徐志摩的诗歌、以及穆时英、刘呐鸥、邵洵美和叶灵凤的现代主义小说都汹涌地言说了情欲、但唯有小女子张爱玲的出场，才将殖民地情欲推向‘欲仙欲死’的高潮。
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古怪的景观，那就是这种上海的某种强烈的女阴特征。
正如陕西是产生男性情欲的历史悠久的温床，而贾平凹是这类话语的代言人一样。
毫无疑问，只有女人才是上海情欲话语的最合适的代言人。”
朱教授在这里明显是信口开河了，张爱玲的情欲哪里是“欲仙欲死”
，完全是一种经前期的那种阴湿的痛苦，张爱玲的性欲是压抑的，是阴冷的，是性冷淡的，性器官的冷淡，往往借助于文字来手淫，这是文学作品的特色之一。
一个太过享受的人，是不可能去操弄文字的，一个太沉湎于肉体的人，是不会借助于文字表达他色情的想像的。
一个压抑的和尚，比一个放荡的浪子，更要痴迷于女人的肉体，这是“三言”
、“两拍”
中表达的思想。
朱教授有时为了胡说八道方便，往往是把丰富的现象，纳入他的先验的框框条条，如果不合适，就硬性地塞进去，就像三寸金莲的女人小脚一样，非要让素材的丰富的脚，置于鞋子的理论框架的约束中。
朱教授紧接着透过历史的尘埃，分析上海情欲的传统：“越过上海的中古和近现代情欲史，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伟大的女性代言人的涌现。
耐人寻味的是，她们居然同时扮演着烟花女子和国家话语发布者的双重角色。
“江南从来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烟花柳巷，这一传统得到了良好的延续。
直至满清末年和民国初年，整个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仍然妓院林立，展示着远东最大色情消费市场的伟大风貌。
在这个情欲硅谷中诞生了一些声名显赫的尤物。
明末吴越“爱国”
名妓柳如是和金陵歌妓董小宛，是两个楚楚动人的风尘先驱；而后，上海青楼“四大状元”
之一的赛金花成了其中最令人销魂的一个，她对于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的床帏劝戒，以及她与维多利亚女王和德国女王在社交场上周旋的“雍容华贵”
的姿态，很令国人感到‘扬眉吐气’，从此成为帝国末世的救国英雄；而在上海成材的扬州雏妓张玉良是一个更为典雅的寓言，她的xxx自画像在巴黎获奖，成为画布爱国主义的又一范例。
上海妓女总是在用身体大义凛然地表述着国家真理。
“然而，在所有的上海（江南）名妓中，只有张玉良真正实现了身体话语的伟大转换：从一件情欲市场的简单货品，变成了一个利用身体话语进行视觉宣读的‘艺术家’。
张玉良的xxx自画像《裸女》充满了对肉体的无限怜惜，这种怜惜达到了如此的深度，以至她必须大面积修改自己的丑陋容貌，以展示她的另外一个更加‘真实’的肉体镜像。
但她讴歌肉体的行动，却为殖民地上海情欲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从此，上海‘吃文学饭’或‘吃艺术饭’的人，都聚集到了用身体话语言说情欲的伟大旗帜的下面。
“这是情欲在新世纪里最重要的五大变化之一。
在情欲解放区和‘大翻身’的年代，张爱玲的旗袍的胸襟和下摆均已遭到了撕裂，文学正在进一步放肆地肉体化和感官化。
卫慧的身体美学宣言《上海宝贝》，从头到尾散发着口红、亵衣和女性生殖器的狂欢气息，所有的皮肤和器官都在其间举行热烈的话语庆典和游行，向公众炫耀着后殖民时代女性肉身的魅力，而灵魂则退化为一件披挂在身体之外的风衣。
其中一个名叫‘马当娜’的女人，隐喻了那个西方身体解放运动女圣徒，后者象一盏指路明灯，照亮着上海旗手的奋勇当先的身影。
而在卫慧的附近，一干‘美女’士都在争先恐后。
这种肉身化情欲大爆炸的景象，重新确立了上海作为头号情欲市场的龙头地位。”
不一定吧，描写情欲的作家，不仅仅是上海的女性作家吧。
朱教授未免对新潮作家对情欲的出类拔萃、甚嚣尘上的描写，有一点过于低估与近视了。
朱教授继续讲道：“是的，上海情欲的市场化和消费化，就是它的第二种重大转折。
旧殖民地时代的布尔乔亚式的面纱被揭去之后，超级市场的气味变得越来越浓烈。
精明的女人象兜售内裤一样兜售着身体的‘自传’，期待着文化嫖客的光顾。
情欲的无偿奉献时代早已一去不返，情欲经济开始发达，人民币和美金操纵了情欲市场行情的涨落，而且它的市场价格正在随着贪婪指数的猛升而日益高昂，并因此制造出了大批情欲资本家，也就是那些身体资源交换男人资源而成为富姐或富婆的阶层。
这些新兴资本家联合那些准中产阶级女市民和职业‘三陪’，构成了情欲市场的主要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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