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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如果是战争过后，人口锐减，田地抛荒，地方利益集团灰飞烟灭，这个时候踏踏实实搞一搞类似王田制的均田、授田措施，未必搞不下去。
货币改制是另一种失败：一来，货币改制对贫富阶层的剥夺是一视同仁的。
尽管有许多富人在货币改制中被收割了财富，但穷人也被收割了呀，穷人的财富没有增加。
二来，始建国天凤元年的最后一次货币改制，基本上恢复了五铢钱，这意味着货币制度重回原点。
因此，从儒家改制的意义上来说也是失败，但也说明货币制度日趋稳定，没有继续造成更坏的影响。
王田私属和货币改制，是一系列改制中最具儒家精神的，但都早早失败。
不过，恰恰是因为失败较早，反而不能为多年以后王莽的覆灭承担主要责任。
当然，这两项改制在实施时，确实有许多吏民因为犯法被流放处刑，而且状况颇为悲惨：
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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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描述似乎印证了王田私属和货币改制造成的悲惨状况，但实话说，比起西汉动辄族诛、牵连万人、死伤不计其数的大案，委实不甚突出，也就不太可能是多年以后王莽覆灭的主因。
第二类是成功实施的。
因为有汉朝的成功经验在先，盐铁酒的专卖和名山大泽的征税，运行最为成功。
这几项改制一直到王莽覆灭前的始建国地皇三年才取消，说明推行得比较顺利。
而从王莽覆灭后皇宫里储存的巨量黄金来推测，也的的确确挣了很多的钱。
但正是这一成功，对经济基础造成了破坏。
专卖制度可能打击了一批富商，但普通百姓并没有获得实际的好处，他们又回到当年“盐铁会议”
上审视的局面：不得不从官府购买专卖品，质量不高，价格昂贵。
对工商部门的征税，则几乎残害了社会的商业流通，那些仅仅挖几棵山珍、打几网鱼、四处游方看病看风水的社会底层，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还要被征税，尽管数额不大，其恶果显而易见。
这几项改制越是成功，越意味着法家的程度更深，儒家的初心被悬置。
剩下的第三类，五均赊贷，最有可能因为“人”
的原因而溃败。
五均司市师、交易丞、泉府丞……众多的官员被安置在负责供销、信贷、定价的位置，出现权力寻租很正常。
结果很有可能是，制度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果，反而养了一群蛀虫。
为了保证政策的实施，皇帝在每个郡都配备了“命士”
来监督。
有趣的是，他着意从富商中选派人员担当“命士”
，如洛阳的薛子仲、张长叔，临淄的姓伟等，都是家财千万以上的富商。
皇帝为什么一面千方百计打压商贾，一面又选拔富商来监督？大概是借鉴汉武帝时期出身于商人家庭的桑弘羊善于理财的先例，既然是财金经济的改制，选拔“技术官僚”
来负责应该更妥当。
但这些富商并不具备桑弘羊的政治品质，而是迅速腐化下去，他们的“专业技术”
不仅没能保证改制的公平，谋取私利反而更方便；广大吏民没有得到改制的多少实际好处，而是动辄得咎，苦不堪言。
有些人，可能想到了记忆里并不遥远的汉武帝；
还有些人，则可能想到了记忆里遥远的秦始皇。
无论是改制背后的统制经济思维，还是以严刑酷法约束执行的理念，无不透露出新朝在迈向儒家目标时，采取的是管制的办法，走的是秦制的老路。
轰轰烈烈的新莽改制，也没能撼动甚至触及秦制最根本的三个要素：编户齐民、严刑酷法、文法吏。
有些方面甚至还加剧了。
秦造就了一台国家机器并开足马力，汉朝慢慢地运转这台机器，王莽和他的儒生们在有意无意间，把这台机器的马力又开到了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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